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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纾困措施显效风险仍须化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温济聪 一季度，深沪市场股票质押回购的整体履约保障水平明显上升，部分高比例质押个股的质押规模下降，融资结构不断优化，股票质押风险呈现一定缓解态势。总体上看，股票质押风险特别是控股股东质押风险化解仍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须坚持精准施策，进一步做好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2019年 季度股票质押回购风险分析报告》显示，一季度深沪市场股票质押回购整体履约保障水平明显上升，部分高比例质押个股的质押规模下降，融资结构不断优化，股票质押风险呈现一定缓解态势。 但总体上看，股票质押风险特别是控股股东质押风险化解仍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须坚持精准施策，进一步做好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股票质押风险初步缓解 在2018年较为低迷的市场环境下，股票质押风险逐步暴露，引发业内广泛担忧。不过，今年一季度，A股迎来快速反弹，三大股指涨幅较大，各方纾困项目逐步落地并发挥作用，股票质押风险初步缓解。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一是存量业务的整体履约保障水平明显上升。一季度末，受市场普涨的影响，股票质押回购存量合约的加权平均履约保障比例达到300%，较2018年底增幅近40%，担保物价值对合约履行的保障程度明显。其中，低于合约规定履约保障比例的质押市值为2231亿元，占质押股票总市值的8.9%，较2018年底下降6个百分点，因股价波动触发违约的情形明显减少，相关股东追加担保、提前还款的压力减轻。履约保障比例低于的质押市值约1302亿元，与融资余额相比，资金缺口较2018年底下降超过30%，证券公司等资金融出方的潜在损失明显减少。 二是业务规模持续下降，高比例质押个股数量减少。随着股东偿还借款、解除质押，一季度末，深沪两市股票质押回购融资余额11259亿元，较2018年底下降5.6%，延续2018年2月份以来的持续下降态势。整体质押比例大于50%的股票由2018年底141只下降至128只，降幅9.2%。业务规模下降伴随个股质押集中度结构调整，一季度合计了结合约还款748亿元，约54.1%还款资金对应质押股票为深证成指、上证180、沪深300等指数成份股，市值高、流动性好、代表性强的指数成份公司股票质押风险进一步缓释。 三是融资结构不断优化，绩优企业和股东获得更大力度支持。一季度，深沪两市股票质押回购新增融资619亿元，扭转了2018年下半年以来逐渐缩量的态势，环比增加41%，其中19.3%为纾困资金，年化利率按金额加权平均为6.9%，环比下降0.8个百分点，融资期限环比延长84天，接近2018年2月份水平，融资条件有所好转。 纾困措施逐步发挥作用 2018年10月份以来，多地政府及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参与化解上市公司特别是民营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风险，部分项目在一季度逐步落地，对纾解股票质押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 根据证券公司向深沪交易所报送的数据统计，各类主体投入的纾困资金合计约5000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成立纾困基金，宣告规模合计约2900亿元；46家证券公司设立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专项资管计划，出资规模651亿元；18家证券公司获得开展信用衍生品业务无异议函、通过交易所市场达成信用保护合约规模6亿元，撬动民营企业债务融资规模合计58亿元；9家保险公司设立专项产品，登记目标规模1060亿元；14家债券发行人发行专项纾困债，发行规模173亿元。 纾困项目逐步落地，效果显现。已实施完成的纾困项目涉及148家上市公司，金额约584亿元，其中92.6%的公司市值低于200亿元，92%的纾困对象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83.8%的公司为民营企业，49.3%的公司2018年年报或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说明纾困对象主要为存在质押风险或流动性紧张的绩优中小市值民营企业及其控股股东。地方纾困资金以救助辖区内上市公司为主，广东、北京、浙江等地上市公司及其股东获得了较多纾困资金落地支持。 深沪交易所于今年1月份发布了《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相关事项的通知》，放宽合约3年展期限制，调整借新还旧偿还违约合约的规则适用。随后，多家证券公司积极响应，借新还旧、合约展期共39笔，涉及金额84亿元，有效缓解了相关股东的流动性压力。 敬畏风险精准施策 当前，股市整体质押风险仍相对较高，但在可控的范围内。 长城证券宏观策略分析师汪毅表示，粗略估计，股票质押市值若继续上涨10%至15%，股市整体质押风险可基本化解。但是，个股风险仍需谨慎排查。即使股市上涨，部分股票脱离了平仓线和警戒线的位置，大股东“借新还旧”的融资逻辑可能依旧未变，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质押风险。 中小板、创业板的质押风险仍高于主板。汪毅表示，从各上市板的质押市值占比分布情况来看，目前主板质押市值 ，占全部质押市值的50.26%；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占比分别为32.58%和17.15%。从质押市值占各上市板总市值比重的情况来看，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占比偏高，分别为15.7%和14.75%；主板占比较低，比重为4.94%。从质押市值的整体下跌幅度来看，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质押市值的下跌幅度分别为－11.83%、－14.24%、－13.47%。整体来看，目前中小板和创业板的质押风险仍高于主板。 一家中型券商研究所所长表示，股权质押的主要风险项在于，与其他不动产、动产及权利相比，股权价值具有较大波动性，担保功能具有相对不稳定性。在股权贬值时，股权担保利益便会受到影响；同时由于出质人丧失了对设质股权凭证的占有，在股权贬值时难以及时采取救济措施。 “股权质押会影响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北京理工大学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冀介绍，当中小企业股权质押风险爆发时，其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质押及其他融资行为会受到影响，但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恰恰是中小企业主要融资方式。这意味着，一个与自身经营相关性相对较弱的风险项爆发，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并提高其融资成本，进而影响到其余资金链。 “防范化解股票质押风险特别是高比例质押控股股东的信用风险具有一定长期性和复杂性，各方必须敬畏风险，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考虑，精准施策，运用科学方法，采取一揽子措施整体纾困。深沪交易所需要继续强化股票质押风险监测，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完整性，支持股票质押风险化解产品创新，与各方协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浪新闻公众号 更多猛料！欢迎扫描左方二维码关注新浪新闻官方（xinlang-xinwen）相关新闻加载中点击加载更多
▲资料图图文无关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近日，深圳富源高考移民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国内跨省“高考移民”无疑应被治理，跨国“高考移民”也应被严查。据报道，共有17名考生未能通过暨南大学、华侨大学联合招收港澳台、华侨、华人及其他外籍学生入学考试的资格审查。暨南大学招生办网站发布公告称，为保证两校联招考试的公平、公正，对于弄虚作假和钻政策空子的“高考移民”等行为，将严肃处理。 跨省和跨国“高考移民”背后的产业链 跨省和跨国“高考移民”都不是新鲜事。有关部门对此也不乏治理动作，但“高考移民”现象一直存在，甚至形成产业链。 发生在深圳富源学校的“高考移民”事件，和以前主要由学生、家长个体非法运作的高考移民不同，是由民办学校主导推进运作的。其目的是通过购买外省生源，帮其户籍，以合作办学名义继续在外省求学，在高考时到广东高考，以此打造高考升学品牌。 这属于畸形高考竞争推动的“高考移民”，如果不加以治理，在民办学校背后的资本力量推进下，这必将严重冲击异地高考政策，破坏各地的教育生态。 ▲深圳通报“高考移民”调查：32人作假获取广东报考资格。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而跨国“高考移民”，近年来背后的产业链已经非常明显。早在2006年，针对华侨考生报名资格造假的现象，教育部就会同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规范措施，严格限定华侨考生报名条件，严格审核考生报名资格。这也的确有效地遏制了“假华侨生”。 但到了2017年，媒体调查发现，有中介收家长几十万元，让考生从内地考生变身“华侨生”，有资格参加华侨生全国联招，中介号称考生可以200分上“211”高校、400分上“985”高校，这就属于机构进行运作。 其具体运作手段为，利用其他 移民政策上的漏洞，帮助土生土长的国内学生取得华侨的身份（绿卡或者是第二家园计划），并送到专门对外的国际学校，或者自有的培训学校里，经过三年的专业培训，“完美”做到“满足华侨生的报考资格条件”。这当然侵犯真正的华侨生的利益，也让我国对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学生的优惠政策被非法利用。 某种程度上，这种机构化运作，也是“高考移民”旧问题呈现出的新面相。 高考改革是遏制“高考移民”根本之道 那该怎样遏制“高考移民”及其背后的产业链呢？ 毋庸置疑，对于产业链重要一环的运作方，必须依法追究其责任。比如，运作此次深圳“高考移民”事件的富源学校，目前的处理包括减招、停招，以致取消办学资格；对于具体参与运作的人员（包括违规办户籍、学籍等），也需依法追责。但对于那些运作跨国高考移民的中介机构而言，其只要运作规范，按照移民政策处理，目前很难追究责任。但对于那些制作假材料、海外假学历证明的行为，依旧可以依法追究责任。 除此之外，显然还需从审核关做文章。从政策执行层面来看，切断这个产业链，相关部门还须加强身份审核，即根据国内高考和华侨生招生的报名条件，严格审查考生的身份信息（户籍、绿卡）以及具体求学与生活经历（学籍与居住年限）。 但仅仅严格执行政策还不够，还要让钻政策漏洞的“高考移民”难以通过严格审核，这就需要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调整、完善有关考试报名规定。 比如，对于国内高考，针对民办学校运作“高考移民”，需要调整本地户籍考生的高考报名条件，除严格审核户籍迁移外，还要提出连续学籍要求；对于华侨生招生考试，针对中介机构运作跨国“高考移民”的产业链，除要求考生本身是华侨生外，还需要审核其父母身份必须也是华侨，并对海外学历要进行严格验证。 至于更根本的治理举措，则在于进一步推进高考改革。逐渐调整基于身份的高考报名、招生制度，把不同身份的考生纳入一个招生体系，建立基于学籍的高考报名、考试体系，在招生时进行多元评价。这就了不同身份考生的录取机会差异，也能从需求端治理“更换”身份获得竞争优势的高考移民行为。 □熊丙奇（教育工作者） 编辑：李冰冰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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